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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后终于重获自由——记一次成功的无罪辩护
发布时间: 2017-06-30  被浏览次数: 10383  文章来源:北京德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 邱黎勇 高宏伟
    在民营企业的运营过程中,企业的经营者经常面临资金不足的状况,需要通过不同途径进行融资。而一旦资金链出问题,企业经营难以维系,就会爆发债务危机。债权人为了实现债权,除了常见的民事途径外,还有可能向公安机关报案。在数额较大的情况下,为了息事宁人、维稳需要公安机关可能会将民事纠纷当做刑事案件处理,进而对债务人客观归罪,导致错案的发生。笔者最近就承办了这样一起案件,经过两次检察院撤诉,在当事人被羁押长达四年之久后,终于重获自由。接下来,笔者就将结合此案,谈谈如何在此类案件中,为当事人提供有效辩护。
     一、公诉机关做出第一次、第二次的指控
     2016年1月12日,公诉机关指控:A县甲公司(油脂加工公司)在以该公司名义向A地区银行3500万元,向B县信用社贷款900万元后,2010年底,由于经营不善,导致公司停产。其后甲公司隐瞒该公司停止生产,资不抵债的事实,虚构借款目的,分别骗取乙、丙公司(均系小额贷款公司)法定代表人乙某、丙某资金652万元,418万元。2012年3月,甲公司总经理王某去向不明。公诉机关认为,甲公司向乙公司法定代表人乙某借款但未归还的行为与乙公司所涉非法集资案有关,该案造成多名受害者集体上访,被骗款项至本案案发仍未归还。犯罪嫌疑人王某自2013年5月7日被羁押。
     公诉机关认为甲公司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规定,构成合同诈骗罪,王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当追究其法律责任。
     同时,公诉机关做出的量刑意见书建议对王某判处有期徒刑十三至十四年。
     2016年4月27日,公诉机关又变更起诉,将被指控主体变更为王某一人,建议量刑仍为有期徒刑十三至十四年。
     另外,被告人于2013年6月6日被逮捕,同年7月26日被移送审查起诉,至2016年1月12日才起诉至法院,在该期间一直被羁押,虽屡经申请未予变更强制措施
     在审判阶段,本律师接受委托担任本案辩护人。针对公诉机关的指控,经过阅卷,笔者发现了如下线索:
     1)王某向A地区银行贷款的3500万元中,只有400万元系抵押贷款,其余3100万元均系信用贷款;
     2)据相关证据,王某向乙、丙两公司法定代表人借款是为了归还向A地区银行的贷款,且乙、丙两公司的借款利息远高于A地区银行贷款的利息,利率差达到四倍以上;
     3)公诉机关指控的王某去向不明期间,其还委托该公司员工参与甲公司的涉诉案件;
     4)有资产评估公司的评估报告证实,甲公司提供的抵押物价值在4000万元以上。这些抵押物上设定的抵押权分别包括A地区银行的400万元、B县信用社的900万元,即使加上乙某、丙某的652万元、418万元借款,也仍未超过抵押物的价值;
     5)乙某、丙某在未做抵押登记的情况下,即向甲公司放款;
     6)乙某曾实地考察过甲公司,看到甲公司正在生产,库房中也有产品和原料的库存,并表示“王某说他的设备投资有几千万,让我们放心,我就决定给他借款了”。
     7)王某从两家小额贷款公司法定代表人处取得的借款均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二、针对这两次指控,考虑到上述线索,笔者做出辩护意见如下:
     1)若王某对涉案款项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完全可以不归还向A地区银行所借的信用贷款,两笔借款利率差达到四倍以上。其借用高息借款来偿还低息贷款,完全是寄希望于A地区银行能够继续向其发放贷款,以使生产经营继续进行,但王某向A地区银行归还贷款后,该行并未继续向王某发放贷款,再加上市场环境不好,导致其没有偿还能力,王某没有将小额贷款公司借款占为己有的故意。根本不想偿还贷款和没有能力偿还贷款是两个概念,本案案发事由是王某没有能力归还贷款,仍属民事纠纷,和合同诈骗有本质上的区别。
     2)王某在公诉机关指控的“去向不明”期间,仍委托公司员工出庭处理甲公司涉诉案件,可以看出甲公司仍在接受王某的意志并正常运转,解决经营中存在的问题,王某不存在逃匿的行为;
     3)依据《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在不能证明王某对涉案款项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前提下,不能单纯以财产不能归还就按金融诈骗罪处罚。负债经营是正常的企业经营策略,即使企业负债过多导致资不抵债,也应按照《破产法》的规定进入破产程序,而非直接认定该企业涉嫌犯罪。否则所有资不抵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涉嫌刑事犯罪,这个结论显然是荒谬的;
     4)《担保法》规定,财产抵押后,该财产的价值大于所担保债权的部分,可以再次抵押,但不得超出其余额部分。本案中甲公司提供的抵押物价值在4000万元以上,而以这些抵押物设定的抵押权价值只有1300万元,即使加上王某向乙、丙两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借款,也仅有2370万元,仍未超出抵押物的价值,因此,甲公司将财产多次抵押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即使王某未事先告知乙、丙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财产已先行抵押,也不构成犯罪;
     5)乙、丙两公司作为长期从事小额贷款行业的公司,不可能不知道抵押权的设立是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况且乙某曾实地考察甲公司,其做出借款决定的基础是甲公司的运转、有一定的库存及设备的价值,对于上述事实,王某均未虚构或隐瞒。两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未做抵押登记的情况下就向王某放款,是基于其对王某的信任,而非是基于王某隐瞒公司停产、资不抵债的行为而作出的决定,其二人不存在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的行为;
     6)王某与乙某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用途为短期周转,与丙公司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用途为企业资金周转。所谓“短期周转”、“企业资金周转”均非法律用语,查遍《会计法》、《会计准则》均没有相应的解释。但最高院(2007)民二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第1期)载明: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用途包括:支付工资、购买原材料、偿付债务等。据此,偿付债务应当属于资金周转的范畴。王某向两人借款用于归还贷款的行为是为了能够盘活资金,使公司继续运转,也属于企业资金周转的范畴。因此,王某并未改变从两人处所借款项的用途,不构成使用用途上的欺骗;
     7)本案侦办过程中严重违反程序,王某在被移送审查起诉后,公诉机关并未按照法律规定在一个半月内做出是否起诉的决定,并且在审查起诉期满后,也并未变更强制措施,严重违反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经过第一次庭审后,公诉机关以本案事实证据发生变化为由,向法院要求撤回起诉,法院于2016年9月23日作出裁定,准许公诉机关撤诉。但是公诉机关撤诉后,一直未变更强制措施。
     三、公诉机关的第三次指控
     2017年1月6日,公诉机关再次就本案提起公诉,指控内容与前两次指控内容一致,但公诉机关向法院提交了新证据。经过阅卷,笔者发现如下线索:
     1)王某与乙某在未办理抵押登记的情况下,仍将《抵押借款合同》在公证处做了公证,并作出了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在公证处公证时,公证员明确向二人告知不做抵押登记后果的情况下,乙某仍表示要将该笔款项借给王某;
     2)公诉机关调取的甲公司用电记录(截止2012年4月)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波动,用电波峰为2月-4月、6月-12月;
     3)公诉机关调取的纳税记录显示,甲公司至少在2012年4月还在缴纳地税;
     4)公诉机关提交了马某、孙某的两份证言,其中孙某的询问笔录中,马某作为见证人在每一页上签了字,同时孙某的证言与马某的证言高度雷同。
     四、针对公诉机关的第三次指控中提交的新证据,笔者作出辩护意见如下
     1)甲公司作为农产品加工企业,存在季节性生产的特性,即使存在停产现象,也并非永久性停产而系季节性停产,公诉机关调取的用电记录完全能够证明这一点。同时,公诉机关调取的地税缴纳记录足以证明,甲公司至少在2012年还在正常运营,并未完全停产。因此公诉机关在指控中称甲公司于2010年停产一事与事实不符,王某并不存在向乙某、丙某隐瞒公司停产的行为;
     2)依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询问证人没有个别进行的,所得的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本案中,马某和孙某作为证人,马某在孙某的询问笔录上作为见证人签字,足以证明侦查机关在对二人进行询问时没有单独进行,因此二人的询问笔录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经过第二次开庭,公诉机关于2017年4月12日做出了不起诉决定书,法院于2017年4月13日作出裁定准许公诉机关撤诉,王某于2017年4月14日被释放。至此,被告人已被羁押近4年。
     四、结语
     在办理有客观归罪可能的涉及经济的刑事案件时,辩护人对被告人涉及具体犯罪构成中的主观方面的分析论证极为重要,可能会对案件的审理结果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在办理此类案件时,一定要结合案卷材料以及被告人的陈述,通过严谨的推理,缜密的分析,对被告人的主观状态做出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的、对被告人有利的辩护意见。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面对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在坚信自己的委托人无罪的情形下,辩护人要坚定必胜的信心,全心全意为委托人的权益去战斗。笔者承办的这一案件生动地证明了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审理正变得越来越谨慎,辩护人提出的有理有据正确的辩护意见,很大程度上能够被法院采纳,本案的最终结果也彰显着法治的进步。
     为委托人的生命自由而战,为法律的正确实施而战,这是刑事辩护律师的使命,我们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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